俺还记得小时候，厂区广播早晨六点半准时响起的《东方红》，比闹钟还准-5。整个生活像上了发条，从职工医院嘹亮的婴儿啼哭开始，到子弟学校放学铃声结束，俺们这些六零年代大厂子弟的路，好像打一开始就被刻在了厂区地图上-3。俺家住在二厂区那片苏式家属院，红砖墙，窄窗户，冬天冷风能从缝里钻进来唱歌-1。可你别看它旧，当年能住进来，那可是多少人的念想。厂区就是个啥都有的“小社会”，食堂、澡堂、俱乐部、学校，甚至火葬场，生老病死，一辈子不出大门都能办妥帖-3。俺爹常说，这叫“厂办社会”，是骄傲。

那时候的骄傲是实在的。俺爹是一汽解放厂的老工人，五七年进的厂，他老念叨手上造出过中国第一辆“解放”-1。厂里分东西，从劳保手套到过年猪肉，有时连东北少见的水果罐头都有。夏天发汽水，冬天发白菜，家家户户阳台上都码着齐整的煤球。1982年那次分房，八百多套房子，打分标准贴在厂区主干道的宣传栏上，双职工、工龄、子女数，算得明明白白，大伙儿觉得公平-5。那种被包办的安稳，让俺们这些子弟从小就觉着，未来就像厂区那条笔直的“南京路”，一眼能看到头：读厂技校，顶职进厂，娶个同样穿工装的姑娘，在父母隔壁栋分间房，一辈子就这么过-3。

可这心里头吧，总有点别的响动，像隔墙听见别人家的收音机在播不一样的曲子。厂区圈子太小了，小到所有叔叔阿姨都认识你，小到你的未来从出生就被议论。李非姐是俺邻居，她脑子活，后来考去北京了。有年寒假回来，她说在长春一下火车，感觉整座城市都“老”了，而在北京，年轻人一走，城才会空-1。她的话像颗小石子，在俺这潭看似平静的心里溅起了点水花。她瞧不上俺们这种“六零年代大厂子弟”一眼望穿的生活，说那是“自我消耗”。俺当时听了不服，觉着她忘本。可夜里躺床上，又忍不住想，围墙外面，到底是个啥样？

真正的摇晃，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。感觉就像坐了很久的平稳大车，突然开上了颠簸的石子路。厂子没那么“神”了，传说中“一手拎一个煤气罐上六楼”的老师傅，背影也佝偻了-1。报纸上开始出现“下岗”、“改制”这些词，它们从铅字变成饭桌上爹妈压低嗓音的叹息。厂里轰轰烈烈的换型改造动员大会开过，“背水一战”的口号刷满了墙-2，但空气里还是飘着不安。那几年，有些胆子大的，像李非姐那样早就出去的，过年回来穿得光鲜，讲着南方见闻。更多像俺发小吴松这样的，选择留下，他相信“铁饭碗”的底子还在-1。俺当时在车间，已经是个小班组长，手上沾着洗不掉的机油味，心里却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。

俺最终决定离开，是在一个黄昏。看着厂区那些依然高耸、但墙皮已然斑驳的烟囱，心里头那股劲推着俺。俺想去看看，不靠父母那本厚厚的职工履历，不靠这个封闭的“小社会”的庇护，自己到底能蹚出条什么路。爹妈当然反对，说俺“作”，放着好好的工位不要。离开那天，俺没让任何人送，就一个人背着包，走过长长的厂区路。阳光把红砖墙照得发烫，像极了俺们这代六零年代大厂子弟被时代烘烤的、充满矛盾又无比真实的青春。

后来俺在南方落脚，吃过不少苦，也真正见识了“外面的鲜花和荆棘”-3。每当被生活捶打得疲惫时，梦里总会出现那片红砖房，夏天喧闹的家属院，冬天空气里煤烟混合白菜炖粉条的味道。那是一种复杂的乡愁，有温暖，也有一种挣脱后的怅然。如今再回头看，俺们这代人，像是站在计划与市场、封闭与开放河流中间的那座桥。身上带着父辈“共和国长子”的骄傲烙印-1，脚下却不得不试探着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对岸。那份来自大厂墙内的、被精心安排的青春，成了回不去的故乡，也成了俺们无论走到哪里，骨子里最深沉的那块底色。它不总是甜的，却厚重得能让俺在飘摇时，知道自己从何处扎根而来。